寻溯中华文明，请来洛阳城

“兴亡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(bùxiǔ)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(āndé)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(zhī)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(yì)当为书家(shūjiā)第一法则(fǎzé)。” 石鼓(shígǔ)出土(chūtǔ)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(tā)著书立说。 石鼓(shígǔ)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(fēngchuīrìshài)了两百年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(gǎnshàng)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(xiāohuǐ)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(dì)度过(dùguò)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(bàofā)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(gùgōng)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(de)珍宝馆(zhēnbǎoguǎn)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(mí)：制于何时(héshí)？为什么要造(yàozào)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(gùgōng)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(de)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(jì)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(bìngzuò)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(zhījì)，近(jìn)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(de)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(cǐ)。 石鼓是(shì)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(gǔzhuàng)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(zhòngyuē)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(tiánchē)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(gǔzhuàng)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(jīnrén)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(qínxiānggōng)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(bùyuǎn)。 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则认为，石鼓(shígǔ)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(jìlǐ)独特，“祭天(jìtiān)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(jìlù)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(qín)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(zǎo)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(zuòchéng)鼓状，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(chǔ)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(xún)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： 一是(yīshì)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(shūxiě)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(zé)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(xiàntiáo)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多变，或(huò)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(yánjǐn)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或细(xì)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(hànzì)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(pǒ)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(le)一部(yībù)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(fēngfù)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(kāixīnzhě)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(dāng)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(yīshì)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(zhēncáng)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(lòurú)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(rìwúshì)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(bǎ)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(zhēfēngbìyǔ)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(sīlù)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(sòngchū)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(wàiyǐ)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(jiāoshàng)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(bèi)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光说“吾(wú)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(de)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(sònghuīzōng)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(liùshíwǔ)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(yuándài)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(chū)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(duō)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(liǎngpài)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(bù)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(qíng)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(yánjiū)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(pǔbiànrènwéi)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(chéngwéi)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(sòngdài)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(gùzhǐduī)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(zhōng)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(qín)以前碑刻，如此(rúcǐ)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(tā)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价值，可见(kějiàn)“古人(gǔrén)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(rénjiān)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(yīn)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(jiù)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(lìyòng)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调运(diàoyùn)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(jīgǔgé)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(shè)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(dàliàng)文物被劫至今北京(běijīng)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(xiàluò)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(wúbào)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(xiǎoyǎ)，汗颜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(nàyàng)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(gènggāo)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(sānnián)(nián)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(le)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(shíyīnián)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(yuánnián)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(nánqiān)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(qiānqiū)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文(shígǔwén)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(bànwénhuì)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(gē)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(zhuāngrù)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，乾隆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(xiě)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(ràng)和珅、梁国治(zhì)、刘墉(liúyōng)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(cáng)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(dì)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(xíngxiàng)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(péng)海军(hǎijūn)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(zhōuyǎng)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(huángwénbì)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(qīdài)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(nánqiān)”，当时(dāngshí)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(gǔwù)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(hòu)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(yījiàn)晴天霹雳，既(jì)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(shì)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(shígǔ)(shígǔ)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(zhājǐn)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(sāijǐn)，致(zhì)“每鼓重(měigǔzhòng)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中，有(yǒu)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大门口展示(zhǎnshì)3天。 抗战(kàngzhàn)结束后(hòu)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：一是(yīshì)(shì)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(jǐn)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(cānyù)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(qízhōng)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(cāngkù)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(fàngzài)故宫(gùgōng)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(juédìng)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(zài)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(nàlǐ)有中国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(lísàn)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(láiyuán)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